重思新闻业危机:文化的力量

2015-04-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原载:《新闻记者》2015年第3期 ) 作者:周红丰 吴晓平

作者简介:周红丰: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吴晓平: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出自Jeffrey C. Alexander、Elizabeth Breese与Maria Luengo编著的《重思新闻业:文化的力量》(剑桥大学出版社2015年即将出版)一书引言部分。2014年4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新书推介会上首次发表。2015年1月,Alexander教授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及中山大学发表了同题演讲。

  新闻,是一种带有信念的职业,而不仅是一盘围着市场转的生意。根深蒂固的文化符码在报道和利润追逐间筑了一道“墙”,一道拒绝亵渎的文化区隔。

  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是耶鲁大学文化社会学教授、社会学新功能主义学派著名学者。最近,亚历山大教授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及中山大学发表了题为《重思新闻业:文化的力量》的演讲,从文化社会学的视域对当前的新闻业危机进行了解读。在这里,我们根据他的演讲原文——Jeffrey C. Alexander、Elizabeth Breese与Maria Luengo编著的《重思新闻业:文化的力量》(剑桥大学出版社2015年即将出版)一书的引言部分,对亚历山大教授的论述进行译介。

  对身处公共领域的人来说,新闻是获取一手材料的唯一信息来源。新闻具有形塑社会生活与议题的强大力量。新媒体赋予公众代表自己的权力则源于受众相信,新闻是社会事实的真相,它能如实报道而不是从美学或道德角度加以建构。用这种方法定义新媒体,能为理解当下的“新闻业危机”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

  许多人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理解这场危机:报业危机是数字化转型造成的。由于数字化革命的挑战,西方许多新闻机构经历了动荡、裁员以及持续的深层重组。在我看来,技术和经济变革并非主要原因,关注点应放在新闻的文化价值(cultural commitments)上。新技术也可以被形塑,进一步维系新闻的文化价值,而非削弱它。

  新近的技术变革及其诱发的经济动荡被赋予社会意义,文化框架将技术革新阐释成社会危机:它影响了行业、市场,甚至整个社会。这种文化解读不仅触发了对技术和经济变革的极端焦虑,更提供了一种控制后者的路径。但是,独立新闻的民主实践不仅不会被削弱,相反它可以在新的形式中得以维系。

  一、脆弱的自主性

  民主社会依赖大众传媒的独立解释功能。新闻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开辟了一条“讲真话”的渠道,赋予随机事件有意义的文化符码和叙事框架,从而制造一种中介距离(mediated distance),让受众批判地参与社会议题。不过,这取决于新闻的专业独立性。重要的是,新闻记者拥有与国家、市场相抗衡的自主行业组织和自我规范。通过组织管理自身的工作流程、制作与发布新闻的标准,会唤起记者透明、独立、负责、平衡与准确等职业道德意识。

  新闻职业道德与广义上的民主话语存在相似点:一套支撑独立公共领域的信念。在民主的诸多条件中,新闻是制度文化的一个关键要素。正如公共领域的独立性常常受到来自市场、国家、道德、宗教组织等的倾轧,新闻自主性也常受到威胁,常因边界被僭越而令人忧心不已。可以说,新闻的独立从未得到有力保障,权力机构掌权者竭力阻止新闻独立性。①东西方民主社会常标榜这种专业性的维护是成功的,但记者仍然能感觉到独立性随时受到威胁。即便成功捍卫了职业道德,面对技术和经济变革,记者们更感觉到新闻独立性不堪一击。

  新闻业的发展总伴随着不断爆发的行业危机。不过,事实上它反而有助于新闻独立性在新技术中得以延续。新奥尔良的《时代花絮报》(Times Picayune )和其他大城市日报以及瑞典、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报纸案例研究展示了稳定的文化结构和经济技术变革间如何碰撞融合,如何打造新的新闻平台。

  即使欧洲和美国并没有共享美国式自由中立的新闻准则,但大西洋两岸的记者都怀抱了一种对报道和机构独立性的职业认同。数字化与经济因素对这些准则的挑战同样诱发了两地的新闻业危机,造成了组织结构的剧变与经济压力。许多人的职业生涯受到影响,脆弱的行业制度面临严峻考验。②但同时,批评性报道与数字化的结合推动了新的组织形式的发展——容许新技术维系新闻生产的民主文化氛围与机制。

  我们需要理解报纸的经济危机,它并不是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而是要依靠新组织的文化智性(culturally-informed)重建。思考在数字化条件下,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容许民主新闻的文化价值得以延续?在保障新闻公共性的同时,传统新闻记者正努力适应数字时代的要求,相应地,网络新闻产品是否也要做相应调整呢?是否需要重新审视与专业主义相对抗的“公民新闻”的理念?是否需要重新思考新闻博客和专业新闻写作间的关系如何平衡?与简化论不同,我认为:新闻具有独立的文化力量。这种理论纠偏可以促使许多经验研究对新闻业危机的诱因与后果分析更为透彻。如果那些经常被忽视的潜在机制能得到应有的关注,那么这一发展进程的分析也将更清晰明了。

  二、化约主义的问题

  尼古拉斯·勒曼曾谈到:“新闻业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很难真正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便有一系列没完没了的座谈讨论会和连篇累牍的博客文章,事实上它们并没有提供多少可靠资料。” ③十年来,大量研究者投身新闻业危机的议题中,许多经验性研究探讨新闻业危机的原因、现状、短期后果和长期影响。现在的问题不在于缺少数据,而是缺乏可靠性。这些大相径庭的结论,缺乏普遍意义的研究使得我们无法了解这场新闻业危机的真正内涵。这些研究存在理论上的问题,经验分析依靠大量理论假设:社会如何运作、什么激发了社会行动、何种机制最为重要、它们如何以及为何反馈。理论而非方法论决定了如何正确开展社会学经验研究。在分析新闻业危机时,理论方向本身就有偏差,有时甚至是彻底错误的。只有找对理论,我们才能真正重新思考新闻业危机,对于新闻业危机的经验研究已然受到技术和经济决定论左右,只有质疑并纠正这种化约主义(reductionism)倾向,才能真正理解当前危机并继续前行。

  很显然,互联网技术因造就了当代新闻业的危机而深陷漩涡之中,然而,新技术的社会后果不能简单从纯技术角度理解。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叙事,一种类似于 “变革代理人”④(agent change)的激发信仰的文化结构。诞生伊始,它就被卷入乌托邦的社会叙事中:“机构去组织化、社会全球化、控制弥散化,实现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美国麻省理工教授尼葛洛庞帝二十多年前曾预言:“互联网正创造一个崭新的、全球性的社会结构……带领人们进入更和平的世界……。” ⑤作为创造自由和谐的技术,互联网的出现对大众媒介产生了神奇深远的影响:把我们从反民主的专业精英文化的窒息中解放出来。纽约大学的新媒体教授克莱·舍基宣称:“从现在开始,新闻可以甩开传统媒体,直接闯入公众意识”。⑥《圣何塞信使报》辛迪加专栏作家兼Silicon.Valley.com博主丹·吉尔莫则宣称“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 ⑦

  互联网作为技术救赎对新闻业的经济影响深远。“技术赋予我们一个传播工具箱,任何人用最少的成本就可以成为记者,当复制和传播的成本消失时会怎样呢?当用户可以自己完成新闻报道,与出版机构再也无关时又会怎么样?我们消除了公共表达障碍,突破了大众传媒的发展瓶颈。结果,媒介专业化技能被大规模业余化了”。⑧

  报纸新闻被迫上网,网络文化的乌托邦期待也拒绝网络新闻收费。在大多数情况下,建立收费门槛的努力仍被污名化。“收费门槛并不会增加获利空间,相反,受众数量被压缩,局限到小部分还愿意付费的人。” ⑨积极推崇新技术的报业大亨约翰·巴顿认为:“作为职业记者和经理人,我们已进入一个新纪元,此刻我们所知道的和传统做法终于在市场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这个价值便是零。” ⑩网络的属性并不意味着“信息免费”,但新闻业却要为此付出代价。报纸无法承担那些制作新闻的劳动力,不能依靠新闻市场化来弥补广告下降,出现了严峻的市场竞争。博客不花成本,却很好地将新闻商品化。毫无疑问,报纸的成本消耗开始远超利润,报纸的底线开始坍塌。

  熊彼特信赖“经济结构从内部开始不断革新,不断破坏旧有结构,不断创造出一种新结构”。[11]这一过程最终会吞噬现代生活的文化基础。面对愈来愈多的现代高效技术时,这种经济逻辑一成不变:秉承商业组织的其他盈利模式必须取代报纸,新闻业的经济基础终将破坏,只有这样信息的流通传播才能以一种更高效的方式进行。

  正是这种化约论,让《新共和》杂志发表了名为“报刊亡殁”的文章;促使菲利普·迈耶断言“正在消逝的报纸”和亚力克斯·琼斯宣称“传统的新闻机构会转型成为小报”;马塞尔·伯洛尔斯马也预言新闻业“进入了一个渐衰且无法逆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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